伊戈尔·伊万诺夫：期待建立新的军备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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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原外长、安全会议秘书伊戈尔·伊万诺夫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上发表了题为《START之后的世界》的评论文章，对美俄军控磋商和军控体系前景进行了点评。我们编译了该文，以飧读者。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美俄两国于六月下旬在维也纳恢复了关于军备控制和战略稳定的磋商，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如果顺利，New START最终有望得到延长。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极高），那么在2021年2月，《新裁武条约》将遭遇和苏美《中导条约》《反导条约》以及多边《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同样的命运。
我清楚地记得，在世纪之交，我们为维护《反导条约》进行了多么艰苦的斗争。俄罗斯方面准备作出一些重大妥协，以说服华盛顿保留该条约。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表示赞成维持和遵守《反导条约》。联合国大会甚至起草了一项维护该条约的决议，只有四个国家投了反对票。遗憾的是，《反导条约》最终没有延续下来，因为美国在2002年夏天单方面退出了该条约。
同样的情况很快发生在《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中导条约》上。需要承认的是，我们并没有为维护这些协定付出足够的努力。我们确实在最高政治层面呼吁保留这些协定，但俄罗斯也只是表明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欧洲自身的安全利益与这些条约直接相关，并曾一度全力支持这些条约，但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实际上站在华盛顿一边，无力地看着这些条约被撕毁。
NEW START是否将遭受同样的命运？现在开始预测可能为时过早。不过，已经很清楚的是，即使条约得到延长，也几乎不可能恢复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多层次军备控制法律框架，该框架为世界提供了战略稳定。如果我们同意目前的现实状况，那么就会产生两个实际问题：第一，现在是否应该承认，我们难以在21世纪20年代开始时恢复传统的核与常规武器的军备控制？第二，在新的国际条件下，什么样的军控机制是可能的？
显然，国际军控体系的崩溃美国难辞其咎。冷战结束后，华盛顿认为自己已经 "赢了"，于是公然开始违背这些国际机制，在几届美国政府看来，这些机制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妨碍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竭力阻止北约伙伴批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修订版，并回避就其他军控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2010年签署NEW START是这一总趋势的一个例外。
尽管如此，如果说美国是对军备控制现状负有责任的唯一一方，那将是一种危险的过分简单化的叙述。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冷战结束之时，世界不再是两极化的，而这也延伸到了核威胁领域。在安全方面，我们不再只关注全球威胁，还关注，甚至是更加关注地区和国内威胁。同时，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贩毒、非法移民等成为应对威胁领域的优先事项。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时，国际社会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但没有人想到要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他们这样做。解释这一点的唯一路径是，这些国家发展核武器虽然直接违反了不扩散制度，但却被视为是一个地区问题，而不是对全球安全的威胁。我们需要承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某种程度上对目前的状况负有责任。
站在今天看，50年的核军备控制历史越来越令人失望。自半个世纪前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签署第一批协议以来形成的军备控制体系已接近自然终结。特朗普政府最近采取的破坏性步骤很可能使我们离结局更加接近，并为这一进程增添了一抹戏剧性色彩。但这种结局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回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不可能回到签署New START的2010年。
另一方面，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国家对无限制的核军备竞赛感兴趣。这一领域的 "无规则游戏"风险太大，而且这些风险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因此，任何新的战略军备控制机制都必须以某种方式从旧的美苏双边体系的废墟中萌发出来。
今天，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这些新机制是什么。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这些机制不会是什么。双边战略军控形式将成为过去。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库，以及伊朗在弹道导弹方面的潜力等。反过来，俄罗斯则必须考虑到"核俱乐部"官方和非官方成员以及美国不断增强的能力。相应地，美俄双边的军控形式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转变为多边的安排。这项任务并不简单，但我们必须着手去做。
未来的协议不太可能采取传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和需要批准的条约的形式。现在要批准国际协议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往往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因为我们首先要经历一段历史性的、世界主要行动者之间紧张对抗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各方能如何保证他们会履行达成的协议呢？中导条约和反导条约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不能提供这样的保证，因为几个简单的正式程序就足以从任何协议中退出。
我们还可以假设，今后任何战略军备控制安排都不会侧重于核导弹、轰炸机、弹头和发射器的具体数量。我非常怀疑我们是否会看到另一场类似于美苏在20世纪后半叶围绕数量展开的军备竞赛。谈判中最令人头疼的将是各国战略武器库的质量而非数量。这里的一个例子是人工智能在核领域愈发广泛的应用。
至于谈判形式和可能达成的协议，我们可以预期传统的双边模式将被更灵活的多边形式所取代，比如2015年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当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这种形式也不能保证协议会得到履行。不过，它提供了机会，以制定众多国家可以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这反过来又能减缓紧张局势。
也许，"军备控制 "这个词本身可能需要修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以数量为主的 "军控 "很可能被多边的、非正式的、以质量为主的"战略军备管理"（strategic arms management）所取代。这个新体系的前提是，在各级（即不仅仅是最高级别）存在众多的沟通渠道，以及军事情报的及时交流，军事学说的比较、对威胁和发展战略力量的计划的感知，采取联合行动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核恐怖主义等等。
我们正在见证我们的核世界迎来一个新时代，这个世界正变得比20世纪更复杂、更难预测、更可能陷入危险。我希望俄罗斯、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能够克服相互猜疑和指责，了解日益增长的风险的严重性，并将努力方向放在寻找减少核威胁和加强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的新模式和新算法上。俄罗斯可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带头作用，因为俄罗斯在发展和运用最多样化的军备控制机制方面有着独特的经验，有着培训苏联和俄罗斯谈判人员的丰富传统，并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战略武器专家。
（编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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